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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凱:GDP統一核算改革意味著什麽

發布時間:2020-04-29 浏覽次數:81

本文原文發表于《人民論壇》2020年第4月下期。


【摘要】日前,31省市2018年的GDP修訂值公布,部分省市GDP大幅上調和下調。同時,國家統計局會同地方統計局陸續公布了2019年各省市GDP初步核算值。這反映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新動向,同時利于政府提高政策的靶向性。體現經濟實績的GDP數據及時出籠,可以爲各級政府精准編制預決算、規劃經濟發展提供指引,推進高質量發展。


【关键词】经济普查 GDP核算 区域经济格局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2020年1月下旬,根據第四次經濟普查,國家統計局公布31省份(自治區、直轄市)2018年GDP修訂值,部分省份GDP出現了下調和上調,而且下調和上調幅度之大在社會上引起廣泛關注。近乎同一時段,全國31省份也陸續公布了2019年GDP初步核算值。不同以往的是,2019年31省份GDP合計低于全國GDP,多年來各省份GDP合計超出全國GDP的問題和尴尬,相應得以解決。

中國GDP核算存在的問題與經濟普查帶來的改進

中国的GDP 核算一直采用分级核算模式,国家统计局制定GDP 核算制度方法并负责国家GDP核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按照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制度方法核算本地区GDP。由于一部分单位和机构,诸如军队、各国驻华使领馆等,其服务、劳务及其附加值核算地方是不掌握的,按照GDP分级核算是归国家的;这样,各省份、城市GDP核算加总,比国家统计局核算的全国GDP要少一些。这本是一种正常的事实,但我国各地GDP合计,多年来却一直超出全国GDP。

各省市區GDP合計數一直高于全國GDP,這成爲社會上甚至一些國家質疑中國GDP核算科學性的一個依據。當然,作爲發展中國家,我國過去強調GDP量的發展,確實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各級官員特別是當任一方的政府官員。唯GDP的政績觀使地方特別注重GDP崛起,各地都拼經濟發展,努力擴大自身的GDP總量、加快發展速度,希望在與其他地區競爭中處于上風。地方GDP攀比自然會使得一些GDP核算粗放、重複甚至産生投機,從而産生誤差,還有地方在GDP核算中注水虛報時有發生,國內地方GDP合計數超出全國GDP就這樣産生了。

我國GDP核算存在的問題,一直在中央的關切和通盤考慮中,就是通過經濟普查和國內生産總值修訂來糾正。通過經濟普查,國家可以全方位掌握我國二、三産業發展規模,了解各行各業發展情況和各地生産要素構成;同時,國家統計局可以利用這些普查數據對各省份普查年份的GDP進行修訂。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國民經濟統計以來,我國共進行了四次經濟普查,分別是2004年、2009年、2013年、2018年。經濟普查爲GDP核算提供真實的基礎數據,是經濟普查年份各行業(農林牧漁業除外)增加值核算修訂的依據,每一次的經濟普查,都對中國GDP的統計核算方式改革有著積極影響。

2018年開始的第四次經濟普查,其目的是摸清經濟家底,查實各類法人、非法人單位的基本情況,掌握各地經濟實力,反映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動能培育壯大、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等方面的新進展、新成就。通過普查,夯實統計基礎,推進國民經濟核算改革,構建現代統計調查體系,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對GDP數值進行修訂並對一些地方GDP作上下調整就是很自然的事,也爲2020年實行國家統一的GDP統計核算奠定堅實基礎。

國家統一核算GDP爲高質量發展提供可靠堅實的統計保障

在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的基礎上,國家統計局會同地方統計局審核修訂了2018年各省份GDP數值,相應要求地方規範地方的GDP統計核算行爲,加強對統計數據的審核,這是國家統一核算GDP的改革方向。不久前陸續公布的各省份2019年GDP合計,低于全國的GDP,已經證明了國家統一核算GDP的改革方向是正確的。中國區域差異懸殊,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狀況和産業特征、産業分布也不一樣,國家統一核算增加值所使用同一參數,可能會造成各地區GDP不能完全反映當地經濟發展實際的隱憂。但是,由國家統計局與地方統計局共同核算,完全可以解決這個隱患,既貫徹了統一標准的原則也兼顧了各地獨特的情況,保障GDP核算統計數據的真實性與權威性。

2020年2月28日國家統計局發布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公報顯示,2019年初步核算全年國內生産總值990865億元,比上年增長6.1%。各省份在這之前相繼公布的2019年GDP合計低于全國GDP。放眼全國,共有19個省份的GDP增速跑贏全國,包括貴州、西藏、雲南、江西、福建、湖南、安徽、湖北、四川、河南、河北、浙江、甯夏、青海、重慶、甘肅、新疆、山西和廣東;2個省份的GDP增速與全國6.1%的GDP增速持平,是北京與江蘇;還有10個省份的GDP增速低于全國GDP,吉林以3%的增速墊底,黑龍江、天津增速低于5%,遼甯、山東、海南、內蒙古低于6%,山東是全國經濟總量前10中增速最低的省份(參見圖表1)。

這次公布的2019年各省份GDP和2018年各省份GDP修訂值,可以說是對地方政府單純唯GDP的發展觀、政績觀的一次沖擊和校正,讓地方政府在重視地方GDP增長同時又不唯GDP,注重經濟社會的全面和統籌發展、當前和長遠發展。中國正在走經濟高質量發展之路,我們需要更科學的GDP統計核算體系來反映高質量發展,來規範經濟行爲、社會生活沿著正確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目標向前邁進。改革國內生産總值的二級核算體系,將GDP核算下算一級,即由國家統計局會同各省份統計局共同統一核算各省份GDP,讓國內生産總值GDP的核算全面准確反映我國新舊産業動能轉換等方面的新進展,有助于政府決策部門和相關研究機構全面深入了解各層級經濟形勢和優勢、潛力及不足,爲政府科學決策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統計保障。

部分省份GDP上下幅度調整反映中國區域經濟新動向

第四次經濟普查結果一出爐,國家統計局就會同地方統計局對31省份2018的GDP數值進行了修訂,修訂前後數據對比發現:山東、天津、河北與東北三省等普遍大幅下調;安徽、上海、福建、廣東和浙江等大幅上調;只有江蘇和湖南等增減幅度最小、統計數據質量最高(參見圖表2)。

根據圖表2的各省份2018年GDP修訂值,和圖表1的各省份公布的2019年GDP數據,我們可以基本看到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動向。那就是以山東、河北、天津和東三省等爲代表的北方經濟,其和以上海、安徽、浙江、福建、廣東等爲代表的南方經濟,差距明顯拉大。中國經濟已由改革開放以來的東西部發展差距,轉化爲東西差距和南北差距並存,且現實中南北經濟差距已經大于東西經濟差距,南方的經濟增速也整體上高于北方。

中國的對外開放是沿海先行,利用的是比較和區位優勢,限于當時國家的總體實力還很有限,走的是區域遞進發展也即區域不平衡發展道路。後來,鑒于沿海與內陸發展差距拉大,國家于上世紀90年代開始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注重區域生産布局在東西部之間合理分工。在進入21世紀初,先後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和東北振興戰略,希望增強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再後來,推出沿邊開發開放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中國進入全方位開放格局。但時至今日,中國東西部發展差距依然突出,南北差距也進一步拉大。

由各省份GDP下調和上調情況可知,南方省份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依然是中國經濟增長最爲強勁的區域,長三角一體化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兩大最強勁的增長引擎。同樣,中國北方沿海GDP下調的山東、天津、遼甯,包括京津冀或環渤海經濟圈內陸腹地河北,可以在核低了的GDP基礎上,沒有任何負擔、輕裝前進,實實在在發展實現更高的增長期望。何況下調後的山東的GDP規模仍位居全國前三,仍是中國經濟重要的成長高地。

貴州、雲南、西藏2019年的GDP增速都在8.0%以上,四川的GDP增速也在7.0%以上的高位,這四省份是西南經濟板塊上升的力量。河南、安徽、江西三地也保持GDP高增長,是托起中原經濟崛起的希望所在。中央決定推動長三角更高一體化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加上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就是要發揮這三大經濟區的龍頭效應,建設世界級城市群,進一步帶動內陸地區、東北和西南地區的開放發展。西部地區、北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省份的經濟發展,也要向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學習,努力打造各自區域國際化中心城市,主動融入國家重大區域戰略,打造所在區域的都市經濟圈和創新城市群。

部分省份GDP精確調整有利于提高經濟政策的靶向性

經濟科學對于經濟總量平衡的總産出GDP衡量的規範術語是“國民經濟核算的理論與方法”。這說明衡量經濟總量平衡的國內生産總值GDP,是核算出來的,並不是簡單統計的結果。既然國內生産總值GDP是核算,就會因爲統計基礎數據與核算比例參數選擇的不同而有偏差,需要對GDP初步核算數進行最終審核。當值經濟普查年份時,會根據經濟普查提供的更爲全面和詳實的數據對當年GDP初步核算數進行修訂。經濟普查可以摸清經濟家底,由此修訂的GDP更准確反映經濟發展實績,爲政府的經濟決策提供可靠的統計依據,讓中央有更明確的政策靶向性。

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是現階段最客觀的全國經濟家底和發展態勢大摸查,在此基礎上,國家會同地方統計部門對全國31省份2018年GDP進行修訂就顯得迫切和必然。17個省份GDP上調,14個省份GDP下調,這當中部分省份GDP變動之大乍看似乎令人咋舌,也使得人們對一直以來地方GDP的“虛報說”“瞞報論”憑添猜忌。

其實,GDP大幅下調省份並不一定是虛報而被擠水分的結果,更可能也更多的是這些省份的經濟結構和其經濟新舊動能轉換使然。以GDP下調近萬億元的山東來看,其産業結構長期偏重,重化工業占比大,鋼鐵、煤炭、焦化行業又以大型國企爲主,所有制結構偏單一。這些産業領域的大型國企,跨國、跨區域、跨行業的現象較爲普遍。經濟普查嚴格按照在地普查原則,有效解決了一些企業集團、總部經濟等打捆上報、重複計算的曆史問題,核減了山東的GDP統計基礎。再有,山東8539家規上工業企業經普查核實年主營業務收入達不到2000萬元標准,退出了聯網直報庫,減少GDP總量5000億元左右;經濟普查比對工商、稅務等資料,發現並清理1820家僵屍工業企業退出聯網直報統計範圍,又減少GDP總量550億元左右。而真正是地方政績虛報GDP的多年累積誤差其實是有限的,當然,這次普查也一並作了修訂。這一系列的修訂調整,從而使地方、産業、行業和統計部門的張力得到釋放,便于輕裝前進,重新規劃目標。

還有,部分省份GDP下調,實質是這些地方按照中央提出的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去産能、去杠杆不斷淘汰落後産能的結果。還是拿山東來說,從2017年起該省就頂住增長壓力,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去産能、去杠杆的轉型之路。近兩年多來,山東共治理“散亂汙”企業超過11萬家,關停化工生産企業1500多家,壓減焦化産能1600萬噸以上。這些治理關停的“散亂汙”企業和化工類企業,是淘汰落後産能的結果,經濟普查核實後被從經濟統計基礎中剝離,其GDP自然下調。這些行爲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提高政策靶向性是一致的。實際上,經濟普查後,很大部分省份GDP下調都有這個因素。

GDP大幅上調省份也並不一定是地方政府爲留有余地而瞞報。各地GDP的核算調整是國家統計局會同地方統計局共同開展的,實質也是地方正視基礎主動爲之。浙江、廣東、福建、上海等省份GDP大幅上調,是這些省份經濟實力的體現,是國家對這些經濟基礎厚實省份的肯定,激勵其繼續領跑經濟增長。另一些省份山東、天津、河北等GDP大幅下調,不僅是鞭策落後,而是讓其更清楚經濟實績和其省份在中國區域經濟格局中的排位。

部分省份GDP歸原調整是基于實力與責任對應的高質量發展支撐

由新近的全國經濟普查基礎來修訂GDP數值,實質是GDP的本質回歸,是生産力、經濟基礎和富裕程度的現實客觀的反映。經濟發展指標在這樣的坐標參數上設定才是牢靠可信的,不至于冒出GDP“大躍進”和虛胖表象。這樣制定地域規劃和發展戰略以及承擔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責任就可以力所能及、科學合理。

其實,國民經濟發展水平和百姓收入,並非是單純GDP數字能夠完全體現或描述的。經濟理論和經濟發展事實一再提醒人們,反映宏觀經濟總體狀況的指標,如經濟增長潛在能力、環境質量、國民教育水平、醫療水平等等,是無法通過GDP來精確說明的。即便安徽、上海、浙江、福建等省份GDP修訂後有了比較大的上調幅度,但這些省份、城市本來的經濟實力、民衆的實際收入、百姓真實福利等並不因此而直接有大的變化,並不是這個省的財富就比以前多了。同樣,山東、天津等省份GDP大幅下調,這也不掩蓋其實有的經濟總量和經濟的實際增長。經濟普查以後這些省份GDP基數調低了,就不用承受原來虛高GDP基礎上的發展壓力,可以更充裕地惠民生、抓質量、調結構、謀發展。

不可否認,GDP仍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的重要指標,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實力、市場規模,人均GDP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經曆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驗,我們明白全面小康和現代化建設不能沒有GDP,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更是小康之本,反映衛生事業發展的健康産業以及全民健康水平也是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也是GDP核算應該考慮的。當前疫情防控與經濟發展兩手都要抓,才能保持防疫和民生相互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相得益彰。第四次經濟普查對各省GDP的及時修訂,讓我們在全局高度,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側面更充分地了解家底,讓中央清楚掌握國家的經濟狀況、産業結構和發展水平,了解各省經濟實力。中央可以精准施策,給經濟實力強的省份多派擔子,肩負起率先實現現代化的時代使命;對那些經濟總量規模還不大、質量還不高的省份,鞭策其在各自真實GDP的基礎上更好地發展。GDP的歸原調整,有利于高質量發展中實力與責任承擔的融合,進而促進全國上下進一步完善經濟社會發展的維度,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作者爲金投彩票app經濟學院財政學系主任、教授、博導,金投彩票app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注:本研究受金投彩票app雙一流優勢特色學科發展計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資助】

【參考文獻】
①高敏雪、付海燕:《當前中國GDP核算制度的總體解析》,《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4年第9期。
②許憲春、呂峰:《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國內生産總值核算的建立、改革和發展研究》,《經濟研究》,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