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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晉川:疫情結束後,經濟並不能回到“停擺”之前的原點上

發布時間:2020-06-04 浏覽次數:0


      本文原文发表于公众号“网易研究局”。


  • 疫情與本輪世界經濟長周期中的“蕭條-複蘇期”相疊加

這次疫情剛好出現在本輪世界經濟長周期的後一個階段——蕭條複蘇期。上一輪的經濟周期,是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後走出來的。二戰後,在航空航天技術和電子工業技術及耐用消費品生産技術的引領下,世界經濟開始加快複蘇,到50年代進入繁榮期,然後進入“滯脹”年代,最終隨著布雷頓森林條約的解體和1973年的石油危機爆發,世界經濟進入衰退-蕭條期。

依個人之見,本輪經濟周期從80年代中後期開始,它的最大動力是計算機和信息技術帶來的革命性的變化——計算機和信息技術帶動的新一輪創新及在産業和社會生活當中大規模地應用。同時,這一輪經濟周期還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發達國家的金融創新,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大規模地工業化和城市化。
從80年代中後期到2005年左右,這一時期是本輪周期的一個“複蘇-繁榮期”,也就是這一輪周期的第一個階段。從2005年到2015年,這10年是這一輪世界經濟長周期的“衰退-蕭條期”,標志性事件就是國際金融危機的醞釀、爆發和擴散——從北美私人部門的金融危機演化爲席卷歐洲的公共金融部門危機,即國家主權債務危機。
根據金投彩票app2010年的研究報告,2015年至2030年左右是世界經濟長周期的第三個階段——“蕭條-複蘇期”我們原來判斷,這個“蕭條-複蘇期”可能會再細分爲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主要特征是“震蕩中緩慢複蘇”,即世界經濟複蘇的速度非常緩慢,且複蘇過程中經常會有震蕩和反複;第二個階段是“平穩複蘇期”,之後要看是否會有新一輪科學技術革命把世界經濟帶到一個新的經濟周期的“複蘇-繁榮期”。
這個報告的判斷到目前爲止,基本上還是可以站住腳的。但是,現在出現了兩個新的大變化:第一個是中美貿易摩擦及全球化進程的受阻;第二個就是今年初爆發的新冠病毒疫情。
新冠疫情和中美貿易摩擦疊加在一起,可能會使得原本的“震蕩中緩慢複蘇”發生變化。這種變化的結果無非是兩種可能:一是“震蕩中緩慢複蘇”的基本特征沒有改變,但是新冠疫情使得複蘇中的震蕩加劇,緩慢複蘇的時間拉得更長,這應該還屬于比較樂觀的情況。而現在更有可能的一種情景就是,新冠疫情和其它因素疊加在一起,中斷了“蕭條-複蘇期”,使得全球經濟重新進入“衰退-蕭條期”,按照經濟連續兩個季度負增長就進入經濟衰退的標准,從現在的情況看來,世界經濟進入衰退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
我們要把疫情帶來的廣泛深遠的影響以及不確定性等因素,與這一輪世界經濟長周期第三個階段的變化及階段特征的變化結合起來考慮。目前情況來看,盡管美國、歐洲、日本都已經逐步解封開始複工了,但是仍然不能做出過于樂觀的判斷。經濟還是極有可能從“震蕩中緩慢複蘇”重返“衰退-蕭條期”。這是我們在考慮疫情對世界經濟、包括對中國經濟帶來的影響時,必須考慮到的一個大前提。
我們在分析疫情影響世界經濟時需要注意的第二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要充分地、細致地分析疫情對世界經濟帶來的是一種什麽樣的沖擊?這種沖擊的特點和傳導機制是什麽樣的?
1929年的世界大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都是經濟運行中經濟本身的機理出現了問題,導致了經濟危機。這次疫情對整個世界經濟的沖擊完全是經濟體系外部的沖擊,即外生沖擊,它不是經濟體系本身運轉時醞釀出來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巨大的公共衛生事件,在巨大的外部沖擊下經濟停擺。嚴重的問題在于,並不是說疫情結束,我們就可以恢複到經濟“停擺”之前的原點上,各國重新同時“起擺”。因爲,這種“停擺”造成了經濟機體內部的巨大損傷,就像腦缺氧一樣——一個外部的沖擊對內部的機體造成了巨大的損傷。
此外,隨著許多國家開始複工,新的問題會隨之出現。從中國的經驗來看,我們不知道複工的過程中的哪一個環節會出問題。爲什麽呢?因爲疫情是全球性的,而不同國家和地區遭受到的疫情沖擊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同時,在幾十年的經濟全球化的過程當中,世界經濟的産業格局、産業鏈已經是全球化了,消費也是全球化。也就是說,要恢複這個機體原來的運行狀態,就必須具有全球化的供給鏈和全球化的需求鏈的條件。而疫情沖擊在各國各地區是差異化的,滿足經濟重啓的各種條件隨時會出現問題。而且,隨著複工複産,是否有第二波疫情會帶來的沖擊,都還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總之,疫情是一個巨大且持續的外部沖擊,我們對疫情對經濟的後續影響的分析,一定要結合疫情沖擊的特點,不能將思考局限在對付傳統的經濟危機的思路上。

  • 政策過猛可能會對未來的發展設置不必要的障礙
個人認爲,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肯定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它們的有用性主要體現在給經濟恢複創造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例如貨幣政策,使流動性更加充裕,不管是應對什麽樣的沖擊,流動性充裕總歸是好事。再如財政政策,給消費者補貼能夠刺激一定的消費,讓企業的産品能夠賣出去。
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在帶有疫情特色的沖擊下,對付傳統經濟危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果到底怎麽樣,還有待觀察。比如量化寬松後,美國居民的儲蓄提高了,這是意想不到的。在中國,像爲企業免房租、減利息等一些政策會不會對市場經濟的私人契約關系造成扭曲,反而給未來的、更長遠的經濟運行環境帶來不利因素?像美國、歐洲的一些政策,一方面是提振了預期、鼓勵了信心,但是另一方面,自願性失業可能會急劇增加。即使經濟複蘇的勢頭比較好,勞動力的需求在增加,但自願性失業的人數也在增加,那麽市場的工資水平就會提高,整個經濟運行中企業的成本就上去了。
當前實施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從大的方面來講,還是應該給予肯定的。但是,稍微看得長遠一點,它可能只是“解了近渴”,但是在“解近渴”的過程當中會不會對未來經濟的進一步複蘇造成負面影響,現在都仍需觀察。
基于疫情沖擊的特點及帶來的後果,考慮到未來的不確定性和潛在的風險,我不太主張政策太猛太快、馬上見效,而是要適度,同時要注意政策實施的節奏。適度和有一定節奏的政策下的複蘇可能會走得比較平穩。政策用得過猛,短期見效快,不一定走得長遠,甚至會對未來的發展設置不必要的障礙。就像當年金融危機時期的4萬億,一劑猛藥下去,不是三年、五年能夠消化掉的,對經濟運行的體制、機制、企業和消費者的行爲都造成了扭曲。
政策的實施要把握一定力度和節奏,也有利于爲未來的政策施展留有一定的余地和空間。萬一複工之後,第二波疫情來臨,至少我們手中還有“子彈”。否則第二波疫情起來,面對疫情對經濟的沖擊,如果缺乏政策儲備,沒有還手之力,可能就會對經濟運行造成顛覆性的破壞。

  • “新基建”的公共産品的性質不如傳統基建明確

个人觉得,新基建不适合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新基建所涉及到的科学技术领域以及有关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的性质,没有传统的“铁公基”那样明确。如果对区块链、互联网或者某一种技术的公共部分、基础部分做支持,实际上是在支持一部分产业和一部分企业,而不像铁路完全是一个公共产品。也就是说,“新基建”里相当一部分的基础设施等等,不是完全的“public goods”,而可能是一个“club goods”(俱乐部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大规模地投资“新基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其次,傳統基建所提供的産品和人們的需求,這兩者都是很確定的。比如鐵路、高速公路等滿足人們“行”的基本需求。而新科技,包括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等等挖掘出來的一些需求,沒有像“鐵公基”那些公共産品滿足的那些需求那麽成熟、固定和明了。例如,“雙11”需要很強的支付技術支撐,如果政府去投資滿足這一類對于交易支付的基礎設施的需求,而可能過兩天“雙11”變“公筷節”,大家對于“買買買”的熱情不高了。所以,這樣的一種需求、這樣的一種消費方式是變化的。而當消費方式變化之後,去滿足這樣一種消費需求帶來的即時支付的結算需求就發生變化了。如果新基建的基礎設施要去所滿足的那樣一種其本身並不是那麽成熟、固定的,而是可變的需求,國家大規模投資這類新基建,一旦需求的方式變化了,那該怎麽辦?
所以從供需各個角度來看,“新基建”裏的“基建産品”,它的公共産品的性質都沒有傳統基建的那種公共産品的性質鮮明和確定。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要去大規模投新基建,我覺得是要比較謹慎的。

  • 世界經濟運行中經濟邏輯一定會戰勝意識形態的邏輯

全球化本身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要完全逆轉現在的全球化,是不可能的。但是,全球化的速度會放緩,全球化的方式會變化。比如說,美國在部分領域要跟中國脫鈎,它可能會做一些産業鏈的重構,把中國排除在外。很顯然,如果美國這樣做的話,中國也會采取一些相應的對策。比如,中國這次提出來“雙循環”。“雙循環”是什麽呢?就是“國際循環”和“國內循環”相結合。“雙循環”可能意味著什麽?意味著,我們以後的價值鏈實際上是有兩個鏈,類似于高速公路有內環和外環,兩個環有一部分是重疊的。重疊的部分和“內環”,肯定是屬于國內循環,“外環”代表國際循環。
中國要應對脫鈎以及整個世界産業和技術格局的重組、價值鏈的重構,即使提出雙循環,應該也會根據國際經濟、中美關系的狀況來調整。在情況比較好的時候,可能就多圍著“外環”轉,以國際循環爲主;在情況比較差的時候,就多圍繞著“內環”轉。而且這個雙循環中的“國際循環”,可以是全球循環,也可以是亞太循環,或者東亞循環。我個人覺得,“雙循環”是中國應對未來的全球化趨勢放緩,尤其是全球化方式改變的一種策略。這種策略實際上並不以脫離全球化爲目標,而是要既能夠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好處,同時也能夠比較好地去應對全球化出現問題而帶來的風險。
全球化肯定會有所變化,但是我還是相信,從中長期來看,經濟邏輯一定會戰勝意識形態的邏輯。世界主要國家,雙方都高舉意識形態的大旗,以政治陣營和軍事集團爲後盾的對抗形式,這樣的一種冷戰格局,是不會再有了。從長期來看,當今世界偏離經濟邏輯太遠的東西最終都會回靠。說到底,還是要由經濟基礎來最終決定上層建築。
有人说“越南会成为代替中国的Plan B”,这个观点不能说是完全错的,但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是同质的。实际上,中国的劳动力是异质的,人力是有结构的。人力资本含量不高的劳动力,或者说受教育年限比较低的这些劳动力,即在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这些行业当中的劳动力会被越南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取代。但是,另外一方面,虽然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大量地向周边转移,但是中国的经济继续在增长。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杭州等地的房价都很贵,但是经济为什么还在增长?因为流入这些城市的人,特别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他们创造出来的财富,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在总体上是高于其生活成本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产业在转型升级。
對中國來說,爲什麽近十年大量的傳統制造業轉移出去之後,還有相當的或者說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呢?在一線城市和准一線城市中新發展起來的企業,雇傭員工的人工成本,相對而言,還是遠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的。也就是說,在大量新興科技領域,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産業部門,它們雇傭的高學曆的、人力資本含量比較高的勞動力,這些就業者的相對成本是不高的。中國産業結構在變化,不同産業需要的勞動力是不一樣的,通過對人力資本的異質性的分析,可以知道,中國的一些新興産業部門所用的教育程度比較高的勞動力,這些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實際上還是相對便宜的。

東南亞金融危機到現在20多年,本科生和研究生擴招,從産業轉型升級的角度來看,支撐中國現在和將來發展的這些新的産業主體、這些新的産業部門的發展,仍然還是有人力資本紅利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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